[投書] 我們的轉型正義:請和324的群眾一起走下去

原發表於蘋果即時論壇

江奕翰(324行動參與者,工運人士)
 
過幾天就是324鎮壓滿一週年,當時一波見血掉淚的暴力鎮壓打醒了年輕人,給許多第一次上街的七八年級青年一次震撼教育。一年之後,我在新聞上看到藍士博先生宣布參選立委的新聞,突然喚醒我一年前的記憶。我想也是時候把這一段故事逐一交代,從324行動到鎮壓在到之後的療癒,我和一些朋友試著對照彼此的記憶,希望能拼湊回當時錯亂與失序下的運動全貌。
 
故事的開始
 
在佔領立法院後五天,焦慮的決策核心與無法掌握決策權的青年運動者都悶爆了,所有人都憂心下一步該踏在哪裡,這群人之中,有部分人借用台大社會科學院的空間開起第二個決策中心,吸納眾多學運社團的幹部,希望藉由議場之外的另一力量來打破對峙僵局,藍士博與陳廷豪都是在那時的核心人物。
 
在3月23日下午,我們的手機收到前述決策核心的幾位重要人物發出的緊急動員令,隨之台大社科院的空間裡舉辦了一場說明會,一番政治形勢分析與慷慨激昂的演說,不管是圍魏救趙還是聲東擊西,結論很清楚指向的是:「我們必須要有新的一波行動,有熱情有理念的人,現在就跟我們一起走吧!」
 
這就是324行動當日的勤前教育。
 
不可思議的是,行政院的門口幾乎沒有警力保護,我們輕鬆的來到行政院前面。陳廷豪在現場宣布他以總指揮的身分,請群眾和他一起翻過行政院的大門,從那一刻起,這場運動就沒有轉圜的餘地了。跟隨人群翻越鋪上睡袋、外套的鐵絲網和拒馬,現場進入自主自發行動與毫無策略的混亂狀態,不知何時,藍、陳等策劃者都不見了(據聞有人目睹陳在社科院悠閒的吃便當),一些街頭熟面孔的社運、學運人士臨時撿起引導協助者的棒子,中途主持起一場不是他們發起、也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的佔領行動。
 
參與者的傷痕與污名
 
2014年3月24日凌晨,現場的畫面已經有太多的紀錄,在畫面上無法呈現的是我們內心的衝擊。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現場一位拿著大聲公的運動者問靜坐在行政院內的群眾:「請現場有被警察抬過的人舉手」,結果前後左右的人轉頭看著我,我是那區域幾十人裡面唯一被警察抬過的。社運資歷尚淺的我,從來沒有參與過一場行動有如此壓力,這讓當時在現場的我全身緊繃。我完全無法想像接下來會發生怎麼樣的事情,拿著主持棒的運動者接連被警察抓入盾牌後面毆打,參與者們手勾手繼續靜坐,用盡全身力氣自發性喊起口號,擔心而不敢說出的卻是下一分鐘,會不會就聽不到彼此的聲音。
 
幾小時後,血和淚留下了,人被抬出來,帶著一些傷痕,行政院外的反包圍人牆在早上六點鐘被警方以水車和鎮暴部隊清除,到此為止,受傷的人去醫院,憤怒的人重新回到立法院外繼續抗爭,而立法院的決策者否認了行政院行動與他們的關係,警方將324行動定位成暴力的非法行動,媒體將324行動解讀成破壞運動團結的脫序演出,未進入行政院的其他年輕人懷疑起324參與者的正當性。
 
事後才知道我們踏入行政院的那一刻,藍士博等人他們早已回到台大社科院的「決策中心」,丟下全無準備的跟隨者,基於某些風險考量與政治判斷,策劃行動的人把群眾「丟包」了!(至於魏楊與其他社運人士留在現場試圖補救那是後話)
 
我並非想攻擊或清算前面提及的幾個年輕運動者,但我們必須要向當時抱著信賴與熱情,一起拿生命身體在對抗馬政府報復式鎮壓的夥伴交代:他們當時做的事情到底對不對?他們是不是被警察白打了?策劃行動的人到底是誰?策劃者怎麼解釋他們基於什麼政治判斷丟下群眾自行撤退?策劃者對著媒體訴說自己的偉大理念時,是否也曾想要對當時的群眾說些什麼?
 
運動傷害的補救
 
我和幾位熟悉的夥伴衡量了行政院鎮壓之後可能對年輕運動者造成的打擊(特別是當晚,有90%的人都是第一次直接面對鎮暴警察),我無法想像在我身旁堅毅坐著的那位年輕小女孩,剛上大學的她在目睹警察的暴力後,拖著痛苦的腳步走出行政院時背負了多麼沈重的心理壓力。未來她還能再踏進社會運動嗎?她會肯定自己今天晚上在這裡的付出嗎?還記得在後門等著被抬的時候,有個聲音高喊「各位朋友,我們要勇敢的撐下去,剛剛聽說警察都聚到行政院來了,只要我們守住這裡,立法院的夥伴就會很安全,我們一起努力下去好不好!」,然而幾個小時候卻被那些夥伴切割,而整個社會污名掉我們承受的傷口,那些第一次走上街頭的年輕人以後是不是還能拿出勇氣繼續捍衛自己認為的公平正義?
 
想到這裡,我們決定先擱下前面尖銳的問題,著手進行轉型正義的第一階段修復。
 
我找了幾位熟稔的學運社團幹部,其中不乏被台大社科院的決策核心動員多次的朋友,在幾天內密集的開了幾次會,並且聯繫了324當日受害甚深的參與者,邀請他們一起參與一個控訴國家暴行的記者會,期許藉由回到行政院的門口,還原當天的事發過程,告訴人們失控的是這個國家而不是任何抗議者,希望能夠平反媒體與社會的污名,並且重新連結起被過於美化的太陽花與324鎮壓受害者的關係。
 
有趣的是,能夠完成這個記者會很大部分是依賴東海大學的學運幹部,他們324當日大部分人並不在台北,但是擁有強大快速的動員組織力量,這個扎實幹練的社團成了社運創傷症候群的我們最重要的支柱。我會永遠記得和一些受傷較重的當事人討論時,他們第一個擔心的不是自己出席記者會,會不會受到更多的社會污名或是被二度傷害,而是擔心我們提出反對國家暴力的訴求會轉移了大家對服貿的關注,所以一再建議這場記者會多談一點反服貿主張。
 
最終我們總共進行了一場重返行政院的記者會、一次青島東路舞台的短講,並且在330太陽花50萬人的集會中舉起平反324行動的標語,高呼口號繞著立法院遊行。
 
下一階段的轉型正義
 
這幾天許多當時參與的夥伴有感而發,寫下了好幾篇文章檢討324發生的事,與一年前對國家的控訴不同的是,參與者拾起片段的記憶彼此對話,讓這場運動的過程有機會重新被討論,讓當時的各種思考與判斷、策劃者的選擇、群眾的行動價值逐漸完整。然而這其實不如想像中容易,雖然我們試著梳理324的事發過程,策劃當晚行動的運動者經過公開與私下的尋訪,幾乎都不願意說明最核心的過程。
 
324的運動倫理問題實在很多,為何策劃者進入行政院後決定「丟包」群眾撤退(現在卻一步步頂著領袖光環走上選舉政治舞台)?為什麼他們這一年內都拒談324的真相(僅僅是為了逃避法律責任)?部分運動者閃躲責任的態度讓我想起下令鎮壓行政院群眾的江宜樺院長,他當教授時一席「麻木不仁」的政治理論套用在這些運動者身上顯得格外適切:運動者對於自己策劃行動帶出來的群眾毫無責任感,事後也不再與群眾反省對話,完全以一副與我何干的態度來面對。其麻木不仁的程度與其公開展現追求公理和正義的態度成反比,這樣的人即便是拿江宜樺來對照,我都孰難分辨究竟是誰的行動與思想更加背離,又是誰對群眾更加麻木不仁。
 
一些朋友在324的鎮壓過後,絕口不再談當晚發生的事情,也不願意對家人、朋友訴說那段沈痛的經歷,有的朋友從此看到警察身體就會不由自主發抖,有些甚至因此需要長期的心理治療。他們說,想要一個答案,當時在行政院的他們是不是被拋棄了?他們付出的血淚是否真的毫無意義?
 
轉型正義不只是給他們一個擁抱、告訴他們「你真的很棒」,去年控訴國家暴力、平反324行動、懲處使用暴行的官員,這是第一波轉型正義。而把受害者的記憶保存下來,讓在事件中各個位置的人正面、不逃避地說出自己當下的觀察與選擇,讓受傷的人得以重新認識自己在當時各種觀點上的角色,那是第二波的轉型正義。若說去年平反324的記者會是第一波的轉型正義,讓我們療癒沈澱那一晚受創的心理與生理狀態,那麼324即將屆滿一週年的今日,唯有真切反省整場行動的每一個政治決斷,記住每一位義無反顧承受巨大的恐懼與壓力的參與者,審視釐清事件的歷史意義與我們當下捍衛的價值,受到傷害的我們才能從枷鎖中脫身、成長,第二波的轉型正義才會到來。
 
324的血和淚不會白流,只要我們還未遺忘,我仍樂觀相信,這些記憶會進入我們的生活、帶來勇氣,讓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力量更加茁壯、讓我們無法對不公不義的事情視而不見。我們會站的更穩、走的更遠,請和我們一起堅定地支持彼此,在社會改革的路上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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