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言」家與「預測」者的不同任務

區分這兩個詞是 Daniel Bell（1919-） 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書中的第一件任務，介紹貝爾先生的觀點之前，這裡先單獨的定義這兩個詞：「預測（forecasting）」和「預言（prediction）」。

我們聽過「預言家」這個詞，這通常類似一個形容而非一種職業，雖然也有人真的把他當職業，可以參見特愛收錄此類文章的大紀元（1、2、3）。當人們形容某人為「預言家」時，通常是形容他對未來局勢做出一些宣稱，而那些宣稱是無法用科學或理性估計的。這種無法公式化或系統化的宣稱就叫預言，它通常是針對事件本身，內容強調該事件顯現的結果。「預言」其實是有機會做出的，只要對象是「誰將在某次競選中獲勝」、「誰會打贏某次戰爭」之類的單一事件，它都算是預言。比如說「台灣海峽兩岸問題研究」藉著長期對兩岸關係的觀察，雖然不一定準確，但仍可以試著判斷未來是否會引發戰爭或是統一、獨立。

「預測」是與預言相對的，他在高度理性的前提下，利用合理的推論去評估局勢發展。能被預測的事件是擁有規律性或重覆出現的，比如說看到滿天烏雲我們將作出幾小時後可能下雨的預測。比起預言，預測更容易做到，也更符合邏輯，即使如此，人們只會將擁有評估未來局勢能力的人稱為預言家，而非預測家，也許帶有神祕不可解性質的「預言」更讓人們感到浪漫吧。

預測可以歸納為數個種類：技術預測、人口預測、經濟預測、政治預測、社會預測。

技術預測探討各類事件的變化速率或者其內部諸因素的排列和組合，雖然不可能預言未來會有某個特定的發明，但是若在封閉系統之中，人們將能推測出未來的能力水準，比如說畫出一條電腦傳輸速度的增加趨勢曲線。

人口預測是許多經濟、社會分析的基礎，藉由現有的人口及生產率，可以評估一個出生率以作為社會資源（如教育、保健）配置的參考。

經濟預測有三種層次，最簡單的是市場調查，用來評估工廠需要的產量與新產品研發的方向；其次是對整個變數的預測，把價格、生產力、失業率之類各種不同的項目拿來計算，綜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一定程度的經濟狀況（如提供企業活動的指標）；最困難的層次是建構出整個系統內部的變數（生產力、失業率...）關係，藉此模擬該經濟體系的現實情況。

政治預測是最難準確估量的，依靠的技術通常是民意調查，但要判斷某項政策或政治問題仍是非常困難。

社會預測也分成三種層次：社會趨勢、社會變遷的關鍵要素、社會體制的變遷。第一個是較短期的，著重在社會指標（如犯罪率、人民教育程度）的預測；第二個的任務是如韋伯指出官僚化的科層體制改變了社會結構，我們可以提出如網路普及是產生新的社會結構的關鍵要素；第三個預測的對象是大規模的、結構性的，從資本主義社會轉向共產主義、聯邦城市轉向中央集權，我們不可能詳述未來整個社會格局的細節，但可以預測未來陸續會面對到的社會問題。

以上的概念大部分參考貝爾在後工業一書中的導論，而他提出的「後工業（Post-Industrial）社會」正是社會預測的第三種層次。